红发怪人的三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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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怪人？名模？歌手？Karen Elson角色百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她是一个主意很大的模特，也是一个资格很老的歌手。她以稀奇古怪的外表在时尚界获得成功，而在内心世界，她却略嫌循规蹈矩，甚至稀松平常。
今天，谁是“模特女歌手”的接班人？来自英国大曼彻斯特郡奥尔德姆的Karen Elson以她在今年5月发行的唱片《The Ghost Who Walks（会走的幽灵）》证明自己实至名归。如果说这张民谣唱片有哪一点让人想起她是个模特，那也只能牵强地说，该专辑的名字取自于一个与歌手的外貌特征有关的绰号——当年Elson上学时，因为她肤色苍白，同学们曾管她叫“会走的幽灵”，多年以来，她本人对这个外号始终十分钟爱。
第一次巨变 剃掉眉毛，染红头发
在演唱方面，Elson算不上是个新人。早年她还与Erin O'Connor和Maggie Rizer合住在一所公寓里时，她就自学弹吉他，并尝试用一台四轨录音机为自己录制歌曲。在过去七年当中，身为纽约The Citizens Band乐队的一员，她拥有丰富的演出经验，还曾与歌星Robert plant和Chan Marshall一同录音，更别提她的丈夫，歌手兼音乐制作人Jack White的帮衬——她这张新唱片的制作人就是White。专辑中的11首歌曲全部出自Elson本人之手，听来更像是来自一位乡村沙龙姑娘的心碎之音，而非充满欲念的上流千金们的随入之境。
在老本行模特方面，今年31岁的Elson更可谓曾经沧海。在长达十五年的模特生涯里，她演出过Burberry、Chanel、Yves Saint Laurent等品牌的平面广告，她曾是Agent provocateur品牌广告中的撩人鬈发少女奥菲莉娅，也曾为Yves Saint Laurent变身为1920年代的迷人女郎。Karl Lagerfeld称她为“中世纪女伶和外星球异种的完美结合体”，足可见她的形象百变。不过她职业生涯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变身，则发生在她18岁生日那会儿。在那以前，她经历了整整两年的职业低谷，几乎想要抽身不干，幸好在摄影师Steven Meisel的成功游说之下，她剃掉双眉，染了一头充满野性的红色短发，并以这个造型登上了意大利版《Vogue》的杂志封面。从此以后，Karen Elson开始在时尚圈中以“怪人”著称。
“人人都说：‘你是个怪人！你是个怪人！’‘她很古怪，看起来不正常，她真难看。’”Elson回忆说，“在后台，每个记者都会问我：‘你是个怪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才18岁，我没什么看法。失陪了，我要出去抽根烟。’”她模仿着自己当时的语调，活脱脱一个吓坏了的姑娘。“但还是要感谢上帝让一切发生。”她接着说，“一切都改变了。”
第二次巨变 结婚生子，灌录唱片
五年前，Elson的世界又发生了一次巨变。身为名模的她当时定居于纽约，因为常常和The Citizens Band、Blue Orchid等乐队客串演出，她拥有不少音乐界的朋友。“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你该见见Jack！’与此同时，他们又在Jack面前说：‘你真该认识Karen！’到后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还真有些尴尬呢。”Elson说，“不过，我们彼此都没让对方失望！”
彼时，Jack White是二人乐队The White Stripes的主唱，该乐队的另一名成员则是他的前妻Meg White。在相识一个月之后，White和Elson就登上一叶扁舟，在巴西热带雨林深处的三河汇源之地结为了夫妇。他们的首席伴娘恰恰是Meg——如此安排难道不奇怪吗？
“不会。”回答的时候，Elson摇着头，满不在乎地似乎有点过头，“我爱Meg，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她很聪明，她的现任丈夫是我的乐队成员。我成天见到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比我和Jack在一起的时间还多。我们是一家人。”
正是在这个大家庭里，Elson觅到了她的乐队伙伴——除了Meg的丈夫Jackson Smith之外，还有White牵头组建的Dead Weather和The Raconteurs这两支乐队的成员。而尽管现在的Elson对音乐十分狂热，之前她却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怀疑。“我刚满20岁就开始创作音乐，”她说，“比做模特还要早。”最终，模特事业占了先机，此后又是结婚生子。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生了头一个孩子以后，我常常想：大概我再也不可能录制唱片了，一切说到底也许只是脑海中的幻想而已。”她说。她的另一层顾虑则来自她那身为格莱美奖得主的丈夫。“你知道，我不想利用他的才华。我不想感到自己是搭着丈夫的顺风车成功的。”最后，她选择躲到步入式壁柜里，自己唱歌给自己听。然而过不了多久，这番自娱自乐的举动还是被White发现了。他为妻子担纲制作新唱片，还担任了伴奏鼓手。
如今，Elson与丈夫Jack White以及两个孩子共同生活在纳什维尔。她的专辑也是在家中录制的。这所房子由美国内战时期的一座医院改建而成，屋子里到处都是White收集的动物标本。（门厅里陈列着一头长颈鹿的标本。）“想得到吗？Jack在后院搭了一座录音棚。”她说，“每天早晨，我和孩子们一起醒来，共进早餐，接着送他们去托儿所。然后，我就走进录音室，尽情地唱出来！”在美国待了15年，她几乎已经褪尽英国北方口音。尽管如此，对于多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巨变，Elson依然表示难以置信。“感觉就像是从地球搬到火星。”她说。
在她的家乡奥尔德姆，你很难想象会有什么超出常规的事情发生。“长大，成婚，生子，可能到超市去打份工。”她说，“过去，我就好像生活在一个黑白世界里，突然之间，就跟《绿野仙踪》里的事儿一样，一阵狂风刮来，世界成了彩色的。”至今为止，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家乡那天怀揣的念头：“我要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当时她16岁，一名星探在曼彻斯特看中了她。说话时，她眼神里的欣慰多过兴奋：“我真的再也没回去。”
最近，Elson前往伦敦为新专辑做宣传。在上台演唱时，她向观众发问：“这里有没有奥尔姆德人？”台下响起一小阵欢呼声。她看来有点错愕地说：“我们在一块儿念过书吗？你欺负过我吗？”
第三次巨变 释放自我，主宰人生
对Elson而言，目前的田园生活来之不易。身为模特的她拥有一段进食障碍病史，而这一病史则要追溯到她当上模特之前。早在7岁那年，她就曾因无法接受父母离异而患上厌食症，进而入院接受治疗。到了19岁，她的厌食症复发——其时拥有棕褐色皮肤的Gisele Bündchen正以其健康之美获得如日中天的地位，相形之下，骨瘦如柴的“怪人”无疑会遭受冷落。
在那以后不久，Elson又开始长胖。1998年，Dolce & Gabbana以体型过大为由，不接受她为其品牌发布会走秀。Elson对此付之一笑，主动取消了当季在米兰的全部走秀，以及在巴黎的大部分预约，接着藉一张由Mario Testino拍摄的照片登上倍耐力年历，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身体曲线。尽管她在那一季的伸展台上几乎蒸发，但正如她的经纪人所言：“我们顺利回归了。”
不过，神经坚强不代表她没受到伤害。2002年，她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在英国版《Vogu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位模特与厌食症的战争（One model's battle with anorexia）”的文章，尽情诉说了身材问题给自己造成的困扰：“我认为自己肥胖丑怪，别人一定觉得我很胖。”她坦言，自己曾在杂志上看到Kate Moss体重44.5公斤。“我就要追求这个体重标准。”她这样告诉自己。有一度，她只有在挨饿的时候才会觉得漂亮自信。“我要么不吃，要么暴饮暴食，要么就吃泻药。”她说。
那么，苗条的压力现在还在折磨着她吗？“我是一个女人。”她双手捧着一大杯薄荷茶，往后靠靠，接着说道，“我不会放弃自我，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我想随着年龄渐长，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要我改变自己？提都别提，这不可能。要是你想让我变成别人的样子，我看你是找错人了。”
在模特界总有那么一个藏污纳垢、不能为外人道的灰色地带，Elson称之为“污秽的角落”。从业多年以来，她总是尽量与之划清界限。“表面上冠冕堂皇，私底下充满了肮脏。”早在1998年，她就曾说过：“阔气的花花公子们都想把所有这些少女玩个遍。”她愤怒地讲述着那些龌龊的老男人是如何在模特们入住的酒店前厅守株待兔，随时准备向她们伸出恶爪。“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人卷入这类肮脏事件，但我从来不肯同流合污。”她说，“一旦从谁身上嗅到一丝下流气息，我就尽量远离他。”
可惜再小心也不能避免出错。和她交往整整两年的豪门之后Raphael de Rothschild就在2000年因嗑药过量而倒毙在纽约街头。“他的去世对我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唤醒。”Elson说。今年，她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唱片，其背后的制作动力也有一部分来自于de Rothschild逝世10周年纪念。“我开始自问：‘你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音乐将成为我留给孩子们的财富。而作为一名模特，你永远只是他人创造的产品而已。我知道，除了站好了让人拍照之外，我还拥有别的能力。在影棚里我也总是主意很大。”说着，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喜欢做个有主意的人。”
Elson表示，不管专辑的销量如何，她都会继续自己的模特事业。一方面，做模特赚来的钱可以投入到音乐制作上，（对于这对身价2000万美元的夫妇而言，资金其实不成问题。） 另一方面，歌曲创作也为她在镜头前赋予了更多自信。“我现在感到一种完全的自我释放……直到31岁我才真心感到：‘哇，我真喜欢做模特。’我总算摆脱了心头的一切不爽。”
C.G.=Charlotte Gainsbourg
K.E.=Karen Elson
C.G.：在开始录制这张唱片之前，你有没有搞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K.E.：当然。正因为如此，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才显得如此有趣——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同感。作为模特，我本人的工作表现其实取决于别人。基本上就是我去上班，穿上衣服，站在镜头前面，接着回家。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自己其实根本起不到什么主动性的作用。所以，做唱片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掌控一切的好机会。我的世界，我的音乐，我可以用一种让自己感兴趣的方式把一切呈现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当然会事先划定一个范围。
C.G.：跟Jack （White）一起录制这张唱片，你会不会感到压力——因为他是你丈夫？
K.E.：哦，会的。在过去七年中，我曾在一个名叫The Citizens Band的乐队演唱——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参与过的最了不起的活动之一。Jack也看过几次我和乐队的演出。不过说老实话，在家里我宁愿躲起来——一个人偷偷地演奏自己的歌曲。我会锁上浴室门，藏在里面。后来他说：“你干嘛要瞒着我？”我这才意识到，这是因为Jack和我在婚姻当中有一种非常私密，不与外人道的关系，我们俩都表现出异于自己通常形象的一面。我们构造出了这么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世界。只要想到Jack哪怕有一秒钟怀疑我跟他在一起的意图，或者是想象他说：‘嗯，不错，Karen，不过我要出去了，一会儿见！接着干！’”——只不过这样想一想他说不定会看轻我，我都觉得害怕。其实Jack这个人一点也不武断，只不过是我在庸人自扰罢了。
不过最后，他还是逼着我在他面前唱了一支歌——他听了不觉得讨厌！于是我们径直来到录音棚，开始录音。Jack这个人通常都很有主见，知道怎么让人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对我那些粗糙的演唱，他一点也不说三道四，不会让我觉得这只是在玩票。从第一天起，他就始终支持我，那么我就必须克服自己那些疑神疑鬼的想法。一旦克服了，一切就变得妙极了。要知道，一听是夫妻合作，你会觉得总没有好下场，这种例子我们听得也很多了……
C.G.：进录音棚的时候你已经把所有曲目都准备好了吗？
K.E.：当时我已经写了不少歌，不过其中很多都只有一半。我有一本记满歌词的日记，还有一盒录着吉他即兴弹奏的录音带。我给Jack弹了几支差不多完成的曲子，等我们开始录音时，事情就变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要给大部分歌曲收尾。有些歌，在录音的前一天我才刚开始写。有时我们在早上10点半或者是11点进棚，直到那个时候我还在匆匆忙忙地写歌词。不过这种紧迫感其实对我的表达有好处。一旦有了孩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要改变了。你可不能再像单身女人那样悠闲自在了，你懂吗？下午1点到3点孩子们要午睡，那我就趁此机会赶快写歌。等他们晚上上床睡觉之后，我又赚到几个小时。我永远也不能预见下一步我要干什么，总是匆匆忙忙，捉襟见肘的。好像老是有个魔鬼蹲在我肩膀上，告诉我我干得糟糕透顶，接着一阵闪电过去，情况又变好了。一而再再而三，我现在明白，我得习惯肩膀上的这个魔鬼。
C.G.：在美国待了那么久，你觉得你自己对美国文化产生感情了吗？
K.E.：我不知道。我在英格兰北部长到16岁，现在我31岁了——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他乡度过的——就像个吉普赛人。所以，我真说不准自己算是哪国人。我有英国护照，也有美国绿卡，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人。
C.G.：你会怀念欧洲吗？
K.E.：当然会。我怀念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不过与此同时，我也醉心于美国。比起很多欧洲国家来，美国还相当年轻，简直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在美国，我不时仍会隐约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但这种感觉也挺好的。纳什维尔是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城市，一个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世界。我挺喜欢做个局外人——我常做局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对不自在感到自在。因此，目前的工作需要到处跑，这对我来说就非常合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