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曾遭央视封杀3年内幕 因演出冲突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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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与刘欢同时期的乐界中人,在嘘唏中国流行乐坛衰败、业界浮躁喧嚣的同时,无不赞佩刘欢对于艺术一如既往的执着。刘欢则说,“我只是个非常喜欢音乐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人。
刘欢是知“天命”较早的人
二十多年前,乐评人金兆钧第一次采访刘欢后说,“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明朗健康且宽容的性格,加上对美的高度敏感和追求是支撑刘欢生命与艺术的三原点。”
你说到‘天命’,我倒觉得我是个知命比较早的人。我能做的就是尽我的能力写出、唱出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而且现在还在做,我已经很满意了。”
转眼间,当年的阳光青年即将年满50。对于60后的理想情怀,刘欢言语寥寥。而10年前,他曾在第二张专辑《六十年代生人》里饱含深情地写道——“60年代,对于我们上一代的人可能是家灾国难;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人可能是天方夜谭;对于我们,可能只是似真似幻的童年。每个人各自的童年或幸福或苦难,我们记住了很多,可能也忘记了很多,可是当那些回荡在记忆深处的旋律飘然而至,心底的咏唱就印证了一切,再癫狂的时代都会留下一些美好,因为有人在,因为有音乐在。”
也许要了解刘欢,先要了解他心中的音乐。
9年前,他所认同的一位乐评人这样评价他:“他是成名最奇特,成名时间最长的歌手;他的音乐从未时尚过,但也从未过时过;他远离歌坛的热闹生活却一直被大众和歌坛所尊重;他一直无欲无求却又获得别人难以得到的众多机会;他一直以学校和教师为荣,但他的歌曲却获得中国最大众化的认同。”
总之,他的身上“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统一性”。一切看似不可能和对立,都被他成功地融为一体。
今年3月,等待数月之后,我终于与他见面。
北京光华路一餐厅,刘欢扎着马尾,一袭皮衣,缓缓踱入。烟斗时而在手中摩挲,时而叼在嘴里。声音不高不低,平稳里是有分寸的回绝。身边的人插话:他真的没有故事可说,他的人生就在音乐里……
时代歌曲与人
刘欢
1970年代末,中国还无流行乐坛一说。邓丽君为代表的一批“靡靡之音”从沿海城市传入,人们拿着板砖录音机,相互转录,才渐渐意识到,过去在“超英赶美”、“大干快上”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中,他们的身心已被政治填满,与真正的艺术绝缘。人们太需要精神上的抚慰。
尽管中国乐坛的原创作品还不丰富,《军港之夜》 这类抒情歌曲内容还饱受质疑,80年代初,还是所有音乐人视音乐为事业的年代。1984年,央视在《九州方圆》 节目中推播流行歌曲,正式明确流行音乐的地位合法化。1986年,纪念世界和平年,在北京工体,百名歌手济济一堂,以“让世界充满爱”为名开办音乐会,标志了中国流行音乐原创的集体爆发。也是那一天,崔健首唱《一无所有》,这首歌成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每一阶段的流行音乐,与人们的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有莫大关系。”中国歌曲排行榜创始人之一、现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张树荣指出。《一无所有》 后,徐沛东、苏越等音乐人将西北民谣与西方摇滚结合,产生了《黄土高坡》 等一批“西北风”作品:大跨度的音域,声嘶力竭的表达,豪迈的风格,恰与当时中国人宣泄的内心渴望呼应。这一时期,刘欢与他演唱的《心中的太阳》风靡全国。
《心中的太阳》 作曲者李黎夫与刘欢第一次相逢是在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那里被音乐人称为“大木仓”——1985年,担任过国内首家盒带厂厂长的刘伟仁,在西单大木仓31号—— 一所翻建的四合院里创办这家音乐制作与盒带发行公司。一批词曲作家、音乐编辑、录音制作人才聚集一堂。
“大厅里,他弹奏钢琴,唱起一首英文歌曲。我一听便知,他受欧美音乐影响较深。尽管有些稚嫩,但比起录音棚里空有嗓子不识谱的歌手,究其音色、音准、表现力,他都是这个——”李黎夫竖起大拇指。
作曲家雷蕾在完成《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 后,也一直难忘刘欢在1985年北京高校英语歌唱比赛里的演唱,“我一定要找这个人录音。”她打电话给该剧副导演赵宝刚,问能不能找到刘欢。半个月后,赵宝刚打来电话,人已联系上。
那天,在国关宿舍筒子楼,刘欢15平米的蜗居里,他正感冒,仍拿起吉他为他们试唱——“他们把歌交给我,我一看就说,这调太低了,低了有4度,你得改了,重新配器。”
1988年年初,北京每周一、三、五晚播《便衣警察》,二、四、六晚放《雪城》。 《少年壮志不言愁》 和《心中的太阳》 两首歌传遍大街小巷。
抓住机遇的那只手
刘欢年轻时的照片
“当机会来临时,你能伸出手去抓住,这只手就是你那时具备的能力。” 刘欢绝对是有备而来。
1990年,北京亚运会。刘欢与韦唯 共同演唱作曲家徐沛东的《亚洲雄风》,至今被称为“不是会歌的会歌”。据说,当初在录音棚,他并不看好这首歌。人声俱疲时,徐沛东知其好酒,特意买了啤酒,“刘欢几乎喝一口,唱一句。整首歌唱下来,热血沸腾。”
“直到演唱《亚洲雄风》 时,我都没拿自己当歌星。我好像从来就不太负责任,觉着我是业余的,干得好是我好,干得不好没人说。从刚唱歌到1988年,我都以为唱歌没什么了不起,我一唱就行。但一听美国人的歌,认为写出这样的歌那叫牛皮。”刘欢向乐评人金兆钧坦言。
早期,他想过玩摇滚。他的好友、著名音乐人捞仔不认同,“他证明他有能力玩可以。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温厚的人,更像名学者。要他长期呐喊与愤怒,估计他自己都受不了。”他与金兆钧都认为,那时刘欢创作的《磨刀老头》 很一般。
1990年,刘欢凭借《丁香雨》 《黑船》 等作品,获得《中国青年报》主办的“全国十大青年作曲家”创作和演唱双奖。而《雪城》 的片尾曲、二十多年后被歌手黄绮珊再度唱响的《离不开你》,也是刘欢在大木仓时创作的。“只可惜那会他还没名,所以没有署名。”李黎夫说。
就在“西北风”刮得正紧时,刘欢已预感到“刮得不像话”。1988年3月,“有一场‘西北风’乡土音乐会,搞得相当大,舞台装潢得相当漂亮,乐队来自东方歌舞团。舞美、灯光、演员等等一切给我的感觉就是已把‘西北风’造到顶了。那次赵季平(作曲家)也在,我跟他说,赵老师,‘西北风’完了,再也不能造这样的歌了,街上的带子一打开,都是2、5调式的。”
“后来全体人马又到南京去演出。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我就说,该打住了,作曲家得马上动脑筋,不然就要跌进低谷了。当时我不管底下的观众怎么样,我是已经听够了,觉得闹腾得太厉害了。应该有点物极返本的东西,应该回到恬静的、特别朴实无华的东西里去。”
让“西北风”真正退出的,是苏芮、齐秦等台湾歌手的来临。从1989年到1993年,大众传媒网络的商业化基本完成,是大众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革。这一时期,随着海外音像制品引进、卡拉OK出现,传媒走向市场化。音乐人开始在内地歌手身上尝试起海外歌手的包装机制。94新生代歌手(北京歌手以陈红、孙悦、谢东等人为主,岭南歌手以杨钰莹、甘萍、毛宁为代表)的走红、校园民谣的崛起,暗示了流行音乐的第二代人已基本处于第一线位置。
“但听众分层——有一批老歌手依然受欢迎”。金兆钧写道。其中就有刘欢。
被央视封杀
“前两年当刘欢开始发起音乐的烧的时候,我听到了他写下的一些音乐片段,他用不知是英文还是法文或是中文哼唱着他的一些歌的雏形。那时,我曾对他说,这种音乐迟早会有人听的。”1993年,金兆钧写道。刘欢的回答是,“这种东西要等待机会,因为味道太洋了。”
那一年,导演郑晓龙、冯小刚拍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对选音乐人,他们十分慎重。每见一人,必先听其作品。最后选定刘欢,他也成为剧组惟一没去过纽约的人。
8月,片子已快剪出,片头、片尾、插曲、背景音乐依然全无。为了赶活,刘欢将整套MIDI设备从家中运到剧组所在的友谊宾馆。
“我试过ROCK一点的,也试过像FUNKY这种风格的,效果都不好。最后还是发现对本子的理解不对,因为它毕竟不是美国片,而是北京人在纽约,这就决定了最后的选择是中庸。”
“所谓中庸就是既要有美国味,又要照顾到中国听众的欣赏习惯。旋律性要好,配器上不妨多一些变化与个性。例如片尾本来准备完全用管弦乐,把流行因素全部去掉,后来看效果也不见得好,还是保留了电声。”一个多月里,他写出《千万次的问》等7首歌曲、九十多段音乐。
《北京人在纽约》 在央视的播出,冲破了央视对他的3年禁令:1991年华东水灾,为了赈灾,刘欢与韦唯共同发起首都文艺界大型慈善晚会,这与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大型赈灾文艺义演形成竞争。在央视义演当晚,他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却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主持人报幕:下一首歌本该由刘欢演唱,他却没到……待他火急赶到现场,唱完最后一首歌下台后,发现随身携带的包不见了。他对名誉是很看重的,第二天,自然要上央视讨个说法。
不久,还在《人民音乐》做编辑的金兆钧亲见广电总局下发红头文件,“上写刘欢迟到,还大闹会场,要对他实行封杀。”文件发出后,被迅即收回。据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下文不妥。
1998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请刘欢为国产动画大片《宝莲灯》创作和演唱主题歌。他听了对方提供的一首作品,觉得编曲不错,“有点儿《狮子王》 那种动画大片的意思”。于是套着编曲,重新写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旋律,并填上歌词。这就是《天地在我心》的由来。
“《宝莲灯》 演到中途,《天地在我心》 放出了。编曲、作词,整个架构非常动漫,又通俗易懂。可惜好几年,我找不到它的伴奏。参加《中国好声音》,我做了刘老师的学员后,第一件事不是要他指导我,而是问他能不能借我伴奏。他一口答应。我拿到以后,唱了一夜《天地在我心》。”去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并成为刘欢组学员的王乃恩说。
1990年代的刘欢,如金兆钧总结——“从《北京人在纽约》 到《胡雪岩》,他进入了创作上的高峰期和演唱上的黄金时期。他的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在流行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演唱上,他进一步成功地融合了不同声乐艺术的演唱技巧。”
听完一遍就再也忘不了的声音
刘欢与女儿出席活动
“在唱歌方面,我没有太多道理可说,因为连自学都谈不上……流行音乐的演唱本身也没有前车之鉴可以借,完全是自己瞎打。只是尽量找到各种各样的方式综合到我认为比较满意的状态,这个东西不能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刘欢说。
若干年前,在一次对谈里,他说起歌唱之路的最初,“我最先接触的是古典音乐,喜欢音乐也是从古典音乐开始。因为那时听到的流行音乐少,听古典音乐多一点。我在天津读高中,同班有一个同学打定主意高考考音乐学院,上高二时,学校有一架三角钢琴,第一次看他在我面前弹肖邦的《蝴蝶》,我就晕菜了,原来这个东西可以弄成这样……我自己做流行音乐是1983年以后的事,大二、大三看到那么多同学在学校里弹吉他,我过去瞧瞧,这个东西有什么难弄的,暑假跟人家借了琴,回来之后就成了那堆人里弹得最好的了。后来开始自己写歌。我对所有人声的东西都有点兴趣,像歌剧演唱的方法虽然没有学过,但是喜欢听,甚至包括中国戏曲的一些办法我都是比较注意的……”
“有一次,在我的租房里,他兴之所至,夜半歌声。我真担心楼内隔音差,吵到别人休息。第二天,邻居却问,昨晚谁在你那儿唱歌?唱得真好听。”李国威想起。
1985年,他们毕业在即,法国大使馆在北京二外举办法语歌曲比赛,获奖者赴法旅行一周。刘欢与李国威共同赴赛,最后刘欢获奖。
同年年底,首届高校英语歌曲比赛在北大举行,他们再次报名。当时,刘欢弹钢琴,李国威弹电子琴。由于两台乐器笨重,很难搬上台,他俩事先找舞台监督商量,轮到上台时,一定要等琴安放好,再揭开帷幕。不料,报幕员提前公布他们上场。俩人手忙脚乱,台下纷纷起哄。
见此情景,李国威心头发紧。刘欢低声叮咛他,别管他们,你弹你的。他一言不发站在舞台上,待李国威前奏弹出,他的第一声唱出,台下哗地掌声响起。唱了3首英文歌曲后,刘欢流利地用英文介绍,这是自己作的曲,“全场high了”。
第二年,中央电视台制作节目《电影世界》,亟需懂外语的歌手配唱外国电影插曲。这时有人举荐,有一个英、法语歌赛中获一等奖的歌手,名叫刘欢。
“大约十五六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录完一个节目,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忽然,一阵极富磁性、不同凡响的歌声把我震住了。那是电影《德黑兰43年》 插曲,是用法文唱的。我愣在那儿直到听完,那是听完一遍就再也忘不了的声音,是一种让你期待着在以后的某一天能再次不期而遇的声音,从那天起我认识了刘欢。”2002年,歌手成方圆撰文写道。
“他的音域要比一般男声整整高出5度,可以唱到HIGH C还不止。”金兆钧写过,“我还是愿意把他称为那种大pOp歌手。大型的抒情性歌曲,我觉得刘欢是天生地最适合演绎这种东西。”
唱歌拼到最后就是拼修养
乐坛的残酷在于,有人嗓子好,却没遇到好作品,有人遇到好作品时,偏偏过时了。“当早期中国音乐人全情释放能量时,刘欢一下占据了那个高度。要知道,很多歌手要打拼多年,才可能企及那一高度。”金兆钧指出。
而当歌坛低靡时,他又以一首《好汉歌》 大快人心。1990年代末,工人下岗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他唱红了《从头再来》。这首由三宝作曲,融合西洋歌剧、音乐剧和流行歌曲等元素的歌,迄今都被李黎夫赞叹。
张树荣与金兆钧不约而同地提起一点:“多少歌手有准备又悟性不够,或作品不对路。而作品对不对路,还是理解力的问题。”
1989年,李海鹰为都市民谣《弯弯的月亮》 作词作曲。在一些歌手试唱不成功后,他请来刘欢。那会儿的刘欢正在困惑,谁给他歌时都说,这是根据你的风格写的,“我不好意思问,我的风格是什么?为我写的歌,动不动就往HIGH C上抡,认为那就该是我的。什么时候,我把自己框起来了?”
按照李的设想,他想用英国歌手菲儿·柯林斯般略带嘶哑的声音,唱出广东在他心中最美的画面。然而,刘欢在演唱时进行了“二度创作”,即兴发挥出一段假声。正是这一处理,让这首歌成为他在艺术上的一次突破。
1997年,赵季平为电视剧《水浒传》(观剧) 片尾歌《好汉歌》 作曲。在广电总局录音棚里,刘欢刚录完一首歌出来,立即又被他请了进去。
初唱《好汉歌》,赵季平听出他只使用了通俗唱法。赵提议,既要保持通俗,又要唱出民间传统艺术感。刘欢思忖一会,再进棚里,就有了今天流传的版本。以一乐评人的话说,“山东小调的土和侉,血性江湖的狠劲儿癫劲儿,谁会把它与那个著名的大嗓联系起来呢?”
“现在唱歌的人挺多,音乐感觉好的挺多,好嗓子也挺多,但两个人唱同一首歌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是背后有一层力量在起作用。实际上唱歌拼到一定程度后,都没什么高下了,技术问题都没有了,声音的表现力都挺强,最后拼的就是修养。这个东西还说不清楚,它是多年积淀下来的,当你唱歌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就会流露出来。而且这个东西特别有力量。”当年接受金兆钧采访时,刘欢说道。
对外做减法,内心做加法
刘欢
“艺术家应多写艺术……”一个多小时中,刘欢都在婉言回绝采访。
他的反应在张树荣意料之中,“这是一个对外不断做减法,心里却不断做加法的人。你要找他做什么事,他多是推脱,这事算了吧,那事算了吧。但你跟他谈军事、文学、历史,音乐更别说,西洋的、民间的,你会发现他兼收并蓄。他在琢磨关于音乐上的事时,往往琢磨得很细。叼着烟斗——这不合适吧?那不合适吧?各种元素在他的内心激荡叠加。”
“中国历史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哪一段,影响我音乐的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一段吧。我觉得中国历史在文化上变化不大,你把李清照的词放到清朝也未尝不可,屈原和李白的不同,我看除了文字本身的发展也就是后者酒喝得更多。还是当代吧,更有意思,从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到田歌的《草原之夜》,再到姚谦的《我愿意》,这之间也就七十多年吧,语境、表达全都不同了。”
只有酒后,他才会敞开心扉,滔滔不绝。他的朋友一直津津乐道的是:那时的他,聊起音乐与远大理想时,说中文。酒喝到一半,说英文。当他说法文时,已然半醉。等他再蹦出西班牙语时,表示他已喝多,而天也该亮了。
1991年,金兆钧第一次采访刘欢——“当天,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半……一冰箱的啤酒伴随了我们的采访,而这采访又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以音乐为中心的无主题变奏……啤酒终于喝光,刘欢热切地提议到校门口的饭馆继续喝并聊着,我只好婉辞加坚辞了。从那以后,我们说来为数并不很多的长谈都在啤酒中进行,不同的是,谈话的内容更加的无主题,甚至也并不总以音乐为中心。从文学到历史,从文化到艺术……有一点特殊,在我们的交谈中,几乎没有段子,没有圈内的风传,没有对业界人物的月旦臧否,也就是很不时尚。在这个角度上,刘欢其实不属于这个世俗世界。”
他一直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见面时他说,曾有人根本没有采访过他,居然敢在媒体上编得神乎其神。
高晓松对我谈起,有一年,有人找他制作广告,提出请刘欢来拍,“费用酬劳都谈好了。”他带此人到刘欢家,签完合同后,“那人拿起电话便说,你知道我在谁家不?我在刘欢家。不信?让他跟你说说。”那一晚上,刘欢“耐着性子谦谦君子般”接了十来个这种电话。第二天,那人就此消失。
“还有一回,刘欢说起,哪天跟你们一块泡吧——他不随便出头露面。我说行啊,第一次带他上位于和平里的一间隐秘酒吧。第二次,我们胆大了,跑去三里屯。可不得了,凡是看见他的人,个个狼奔豕突,恨不得围住那个酒吧。有客人上来说,欢哥,过来喝一杯。他只好含蓄拒绝。最后那人急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一唱歌的么……”
成方圆说,刘欢是性情中人,“记得一次,我们在阿根廷演出后,所有演员到当地的一个探戈酒吧看表演,一位演奏CHARANGO (听上去像‘踩烂狗’,一种类似吉他的弹拨乐器) 的乐手的表演吸引了我们,他紧闭双眼,长发披肩,如入无人之境,浑身每一细胞,每一缕长发都散发着音乐的魅力,把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山鹰》 演奏得如泣如诉,荡气回肠……这时,我发现我和刘欢的眼睛里都含满了泪水。后来,在他的行李中就多出一把‘踩烂狗’,没事拿出来弹弹。”
较真的导师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普及,对流行乐坛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2004年以后,全民盛宴——选秀节目的出现,也改变了乐坛的生态。
“在中国流行乐坛起关键作用的,一是传媒,二是唱片公司。过去,二者联合起来,以各地电台排行榜与央视各大晚会为主,歌手拿出作品到上面播放,火了,得到受众认可,唱片公司就不遗余力地打造这名歌手并制作唱片专辑——从约作品到对其的分析策划,量身定做。人红了之后,再给一作品,他还能唱火。每一行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可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造星,却没有代表作,这不能说不是目前业界的一个缺憾。”张树荣说道。
2012年夏天,从不热心选秀节目的刘欢,受制作方几度盛邀,出任“中国好声音”导师。他说,“节目有两点让我心动,一是盲选,仅凭声音选择队员;第二,这是原版,我尊重知识产权。”
这一节目是他和年轻音乐人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也是重温往日音乐情怀的时空机器。“他非常鼓励我能唱出与他不一样之处,他说你要唱出自己心里的音乐。”去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并成为刘欢组学员的王乃恩说。
刘欢很较真,把这场活动当事业做,但制作方更像把它当秀去做。身边的朋友透露,当要他在不同风格的学员王乃恩与权振东之中做出选择时,他百般纠结。
“我真想对他说,你选权振东得了,没必要把自己整得这样难受。”王乃恩回忆。那场比赛后,他和刘欢紧紧拥抱。他安慰着老师,别哭别哭,我挺好的。
“长年教学生西方音乐史,你不嫌烦吗?”金兆钧曾问喜欢与学生相处的刘欢。
“不会。”在他眼中,台下的学生永远在变,却永远年轻。交流时,他们带给他的感觉也永远不一样。
“咱们的唱片业体制太糟糕,还能让我这么老的一直在舞台上,压着年轻人。”刘欢曾说。“隐含的意思是说唱片业不成熟,歌手要出来很难。”
爱的是音乐,不是别的
刘欢
10年前,妻子觉得刘欢闲云野鹤时间过长,时不时鞭策他写歌出唱片。有一次,他对她说,音乐不是我的生命,只是我的爱好。
但当他不认可对他的爱好的某些质疑时,他会表现出不以为然——1997年,索尼唱片出版发行《记住刘欢》。乐评人李皖曾经写道,“刘欢似乎很爱为别人配歌配唱,即使主题和内容与他个人无关……他自己的心声是什么,他有什么必须抒发出来必须一吐为快的情思,作为一个更高意义上的歌者,在这一点上,刘欢是不及格的。”
重提这段评论,李皖反思道,“对于艺术家,我后来才认识到,实在无须求全责备。”
“什么是自己的心声啊?迈克·杰克逊疼痛失眠是他的心声,他‘一吐为快’过吗?Freddie Mercury得了艾滋病要死了是心声,可他那会儿在写《巴塞罗那》,他们及格吗?照我看这些关心最多都是写背景材料,与音乐本身没大关系。所谓更高意义上的歌者,他应该是把自己的所谓‘心声’看得比较小的,因为他知道音乐有多么崇高,音乐本身就是那么高妙,从每一个微小的音程间的疏密张弛,甚至每一个短小的变化音,到整段的起承转合,都蕴含了那么多种奇妙的可能性,需要去悉心地把握和整合,我所说的多年积淀下来的声音背后的东西,就是对音乐本身内在的领悟,而不是那一点点自我的或忧伤或愤怒的‘心声’,我爱的是音乐,不是别的,我也没有把音乐当成自我倾诉的载体,‘心声’有诉完的时候,而音乐永无终点,我这些年来写音乐一直在探索不同的方向,是源于我对不同种类音乐的兴趣。”刘欢提出自己的观点。
“刘欢决不是愤青,尽管他对很多事情有清醒的批判和观察,但他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美的本能力量,恐怕要大大超过他对假恶丑的挑剔。”在金兆钧的记忆里,有一次他们观看歌唱家卡拉斯的演出录像,当她出现时,刘欢叫道,看哪,这才让你知道什么是仪态万方!另一次,他邀请大家欣赏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更是只能用如痴如醉来描述”。
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有一回,有人在沈阳买到一张盗版的刘欢专辑,名叫《好风长吟》。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还有《弯弯的月亮》 等歌曲,刘欢看后特别生气。他找到李海鹰等人,一致签名,邀我同上新闻出版总署申诉。可我们到了那儿,这事根本没人管。人家说放在那儿吧,我们会解决的……”高晓松说起这一行业光鲜背后的无奈。
去年4月,刘欢曾和谷建芬等创作者一起声讨过《著作权法》 中的部分条款。当我追问其结果时,他在回复中写道——“ 《著作权法》 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作者,著作权保护得好推广得好直接影响到创作,法治的建设更多是政府的事,但我们不能不闻不问,无论最终结果怎样,我们都应当发出我们作为著作权人的声音。”
我的歌只唱给一个人听
“想起童年美好时光,爸爸给我一支小手枪。我在深夜里寻觅,想用它射下月亮。但月亮毫不在意,总向我流来清光;今天我丢下小手枪,月亮把血流在云层上,我在深夜里叹息,想歌唱安慰月亮。但月亮毫不在意,总向我流来清光。”人大中文系副教授王以培逐字逐句念道。
刘欢毕业后,他从未听其公开演唱过这首老歌。在学校时,他与比他高两届的刘欢共办过诗刊《紫光》,“他喜欢‘紫气东来’这个词。‘紫光’也是边缘之光,意喻我们同属边缘人。上面有过他写的诗——《ING之灵》,通篇‘星星叮叮咛咛’。”还有生病时,刘欢抱着一把破吉他,守候在床前,为他唱了一宿的歌。“他唱苏芮的《心痛的感觉》,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心痛的感觉。”
“90年代初,他已成名,我游走在西藏、新疆一带。在火车上,我听到了他的歌,感觉那般奇特。回北京后,我为他朗读了我在旅途创作的诗,他出资两万元,将诗篇付印成诗集。在诗歌已乏人问津、整个社会朝钱看的年代,他给我启迪,这条路能够走下去,诗歌无价。2009年,我再次出版诗集。他听我念后,激动地提出要为全诗配乐。他将自己关在家里两个星期,完全浸染其中。
“这些年来,不管外界如何喧嚣,刘欢在我心中,始终与站在舞台的那个人不同。他会在私下歌唱时,潸然泪下。会是当年在第三食堂、留着长发的文艺青年,背对着门口,桌上除了一瓶玉泉山啤酒,不曾有其他。”
若干年前,在一次酒后,刘欢向他吐露心声:“以培,让我告诉你吧,每当我站在台上唱歌,不管台下有多少人,我的歌只唱给一个人听。”
如今,老友为他做出解读:“那个人不是具体指谁,而是他灵魂上的知音,艺术上一直寻找的那个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