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坐地铁，广告在看你，地铁里流动着各个阶层的白日梦想》》》上海公关公司《《《
摄影师张星海喜欢“地铁是个摇摆的囚笼”的说法。在《北京科技报》工作的他每天早晚高峰要挤地铁10号线和1号线。他说，地铁中的广告就像是笼中鸟的白日梦想图。毕竟在拥挤的地铁里，只有在防晒霜广告上，才能看到眯着眼睛晒太阳的悠闲自在。
不过对赵罡来说，这个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些浪漫事”。在他的印象里，北京地铁是每一种拥挤可能的总和。在张星海的取景框里，他把这种讽刺的现实和想象中的梦想聚集在同一幅画面里：
在一度贴着铺满整面墙的合家欢月饼广告的楼梯口，孤独的老人拄着一根木棍坐在进站台阶上；一个上半身赤裸的醉汉躺在四惠站的过道上，无人过问；一个食堂的小工穿着工服四仰八叉地躺在挤满人的车厢里，直到终点站被乘务员叫醒，而在他的座位旁边的广告位，曾经属于地铁沿线“拎包入住”的房地产广告；还有的时候，在商场周年店庆想象的狂欢节广告贴纸旁边，人们因为现实的拥挤大打出手，拳脚相向？
“我的拍摄着眼点是地铁广告和经过的人之间的强烈反差。城市里的地铁早已不止是一种交通工具那么简单，地铁成为一种文化，它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人与地铁的交错形成了构造一新的时空。”张星海说，“我感觉地铁上的广告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就是人们向往、热衷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和现实地铁中的人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
然而，这些落在广告纸上的中产阶级梦想，对亲手制造它的宫关勇来说，却只是想象中的遥远关联。只有一次，陪刚出生的儿子看动画片，在卡通频道的广告里看到了自己曾经印刷的画面。“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就那一次觉得？？”他想了一会儿，突然笑起来说，“嘿，那可是我做的。”
每天下午5点，地铁广告施工队会把这些承载着迷人梦想的广告从赵罡的办公室里带走。在这儿，地铁消防常识的贴纸和感冒药的广告紧紧地靠在一起，占据一整面墙的手机游戏广告被扭成一个圈，孤零零地靠在吹出冷气的空调旁边，遥望着扔在对面桌子底下的整容广告，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知音”。
在它们离开办公室的路上，坏掉的公交灯箱立在门口，灭了灯的广告灯箱上还挂着没换下来的广告——“别喝太多心灵鸡汤，跳槽加薪才是良方。”
4：00AM
凌晨4点，地铁开始为新一天的旅行做准备。铁轨旁的电线重新通电，站台里的照明灯重新亮起来，广告灯箱里的784盏LED灯也开始重新扮演地下世界里“正午12点的太阳”。
赵罡说，现在环境好些了，工资比过去高，其他待遇也比过去好，就连夜里加班出地铁，都可以报销打车回家的钱。可有时候，他还是挺怀念过去的——上世纪90年代，自己还是个业务员的时候，白天到火车站接外地来的广告客户，晚上骑一辆红旗牌的自行车到五棵松贴广告。下班进胡同，顺手抓一棵邻居家的白菜，就着下点面条跟同事分着吃。“那时候做广告，讲的是‘交往’。”他说。
这种怀旧感情甚至成了广告的一部分。今年8月，华为手机在北京地铁1号线做了一次车厢广告，把整班车贴成“时光专列”，历数着从1960年代到现在每个十年的经典语句，从“为人民服务”到“哼哼哈嘿”？
“没有哪种交通工具像地铁一样和外部世界隔绝开，地铁是跟外部世界隔绝的平行世界。在这里，不同阶层的人紧密聚集到一起，三教九流的人物云集，抹去一切阶级地位。不管你是谁，反正都挤。”韩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说，“你以为这只是地铁，其实它就是北京。”
虽然现在更喜欢开车，但每个星期二早上去公司开会的时候，赵罡都还要从宋家庄坐地铁到王府井，“时间上最靠谱，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停车位”。他说，路上他也会看看广告，但那就像是审查孩子作业的家长一样，他没有办法欣赏广告背后有什么美学隐喻，他的注意力更多在于灯箱有没有亮，广告有没有贴错？
而这也已经是张星海拍摄北京地铁的第九年了。“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能做的仅仅是把地铁里的喜怒哀乐记录下来，提供一份真实的当代影像档案。”张星海在他的拍摄笔记中这样写道，“也许，50年、100年后，当人们看到这些照片时，他们会说，哦，原来我们过去是这样生活的。”
在张星海的照片里，当穿着职业裙装的年轻女孩拎着高跟鞋，垂着头光着脚疲惫地走在站台上，她也许不知道周围这些精心安排的惊喜，至少在她对面的广告灯箱里，784盏LED灯正在试图为她创造一个“正午12点的太阳”。她只是跟其他1000万人一样，挤在混杂着汗味的北京地铁里其中一人。
早上4点45分，第一列北京地铁从回龙观东大街站出发，开往南锣鼓巷。20分钟内，北京的地下世界又复活了，大部分的地铁站驶出首班车，又会有新的乘客走进地铁，新张贴的广告将继续试图抢占他们5秒钟的注意力。
但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他们塑造这个商业世界的人们，正在早上补觉。地铁仍以每小时80公里的最高时速向下一个目的地冲刺，带着摇晃车厢中的城市人，在“欢迎乘坐北京地铁”的地铁播报声中，穿梭在这个密布着白日梦想的地下世界。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