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学的迷思

公共关系有“学”吗？公共关系学是什么？公共关系学可以如何想象？这是本文欲探讨的核心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思考之余并没有最终的答案，本文只提出一个“公共关系学的迷思”，以供大家去寻找答案，促使其成长。因为“作为一个尚未成年的学术领域，公共关系还没有系统地解决理论发展问题，也没有理清实践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关系”。国外如此，中国亦然。
一名以公关为志业的学者，可能也会有以下思考： 公共关系真如哈贝马斯们所说是导致媒体丧失公共领域的一股封建势力吗？公共关系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企业利益吗？公共关系只是帮助组织创造并维持了权力与宰制的结构吗？如何超越既有公共关系学为企业服务的主流论述，突破公共关系被局限于应用传播学的藩篱，回归公共关系的社会关怀和“公共性”诉求？这个领域的整体景观到底是怎样的？主要理论和学术共识是什么？哪些现实问题值得关注？哪些文化视角具有解释力？
要系统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本像美国《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手册》那样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公共关系学界迄今未能对公共关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论述，也没能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炼出独具中国特色、又具全球视野的问题意识。在中国公共关系学界，听的最多的依然是“美国腔的学术声音”。

　　引入“阈限性”概念  

著名社会学家密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中提到：研究社会学不只是分析社会现状，还应该指出社会发展的可能方向，以供世人遵循。效法密尔斯指引社会学方向的精神，笔者也试图提出“公共关系学科的阈限性想象”， 旨在推动大家对公共关系学科的深入讨论和系统思考。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共关系学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尊严和地位。2011年，中国公共关系学科被迫从新闻传播学科转入公共管理学科，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非常复杂。但公共关系学科自身的本质阙如，如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专业精神缺失，知识领域混乱等，才是导致公关学科被驱逐命运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那么公共关系学则是处于“之间的空间”（in-between spaces）的阈限学科。笔者在此引入 “阈限性”概念，期望重新理解公共关系学科的独特本质，思考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及其环境的互构关系，想象公共关系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命题。  

“阈限性”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主要来自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研究，以及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和《象征之林》等著作。所谓阈限性，主要是指“非此非彼、即此又彼的之间性状态（between states）”。主要体现在一个仪式的中间阶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比如教堂、婚礼、旅游、城市广场等，都是具有仪式感的阈限空间。阈限的“之间”和“模糊”特性是文化意义上的，并且具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这些特征可以很好地说明公共关系学科的“之间本质”。  

根据“分离—阈限—重合”的阈限阶段理论，一个组织机构首先必须从自身的私领域中分离出来，进入一个叫做“公领域”的“之间的空间”，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平等的互动与分享，才能产生“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的融合效果，最终实现多重意义价值的“象征之林”。这样的阈限时刻可以持续，可以短暂，但无论多么短暂，阈限时刻呈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普世的社会联结，它在结构的间隙和边缘出现，却充满了生成的潜能。用特纳的话说，“阈限性充满了力量和潜能，也充满了实验和游戏”。也就是说，经由阈限，人们获取共融的体验，这是一个主体性及其公共性得以建设并经历的过程。 

　　“阈限性”是一把双刃剑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典型的阈限学科，从历史起源来看，公共关系这一新职业最初是新闻人创造出来为广告主服务的，它是居于新闻实践与广告实践之间的一种独特业务方式，一方面秉持着“讲真话”和“公众必须被告知”的新闻立场，另一方面又渗透着强烈的“说服”企图心和“不对称性”的广告表达方式，通过私人领域的公共化，通过“基于事实的巧传播”，寻求其受雇主体与相关公众及其环境“之间地带”的共通与平衡。  

公共关系实践就是在这种“之间的空间”里进行的，它强调公共性的社会交往，这种社会交往既是在汤普森所谓的“公共视野之下”展开，也是在特纳所强调的“共同体的趋向”（community orientation）之中进行的。公共性体现在社会组织通过各种中介的手段而展开的交往和互动，以此而形成体现这个共同体趋向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阈限空间，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的主体性身份得以彰显。阈限空间是动态地构成的，是在情境变动中的。换句话说，空间（场所）的阈限性的获得经由了人们对于这一空间潜能（capacity）的挖掘和开发，体现着空间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空间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地理属性，而是一个形成中的、正在出现的社会关系的特质，具有“通过仪式”感，属于“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阈限性建构。  

从身份正当性来看，公共关系人员扮演着“谏臣”的角色，是一个“一仆三主，吃里扒外”的关系居间者，也就是说，公共关系人员为组织所雇佣，但却基于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建言献策，公关从业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对客户长远利益负责的倡导者。倡导是在以“观点的自由流通”为依据的“观点市场空间”里进行的。当那些多样化的特殊利益的声音被听到时，才会最好地服务公共利益。公共关系学科可以对实现“全能社会”作出更好的贡献。  

公共关系学科的阈限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阈限性勾勒了宏观的经纬，它既有空间维度的结构，又有时间维度的流变，两相交织的阈限空间，是文化杂合的空间，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空间，也正是公共关系实践的想象空间。阈限性概念给公共关系实践的合法性和学科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解释，这更有利于挖掘公共关系研究的潜力，实现公共关系研究的“空间转向”和“生态学”回归。另一方面，阈限的“之间”和“模糊”特性使公共关系学进入一个更加难以界定的研究领域，给本来就备受争议的公共关系学的学科地位带来威胁，使得公共关系研究潜伏着更为基础性的怀疑，这样也可能会削弱学科的力量。  

总体来说，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典型的阈限学科，它可能居于新闻学与广告学之间，也可能居于传播学与管理学之间，更可能居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公共关系学科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公共关系学科拥有一个“可移动的边界”和“可沟通的空间”，也许这正是公共关系学科的独特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