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公关策略叫“专家建议试探民意” 政府尝到甜头

广受关注的北京治堵方案终于出台。这个方案的出台真是一波三折，此前传言中争议颇大的“限购令”(外地人限购、先有车位再买车、每年限发10万牌照)并未出现，“拥堵费”也是择机出台，“重点路段高峰期实行单双号限行”则出现在方案中，并提及“合理调控个人年度小客车增长速度”。舆论评价这个方案很平稳。(《京华时报》12月13日)

11月23日，新华社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称“北京酝酿治堵新政，更强硬方案即将出台”，被舆论视为“治堵方案初版”。其中的限购方案引发极大的争议，也引发车市的强烈反应。日前，参与本市治堵方案制订的市委工作人员表示，《财经国家周刊》披露的措施，只是本市治堵方案的第一版本，是专家建议的初级版本，出于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很多措施最终并未确定执行。

原来如此，那只是一个“专家建议的初级版本”，害得舆论和公众就那些伪问题白讨论一场。政府制定政策，专家的建议先行，这远远不是北京在堵车方案上的个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政府试探民意的公关策略：用专家建议为政府政策放风，拿专家的话试探民意。从房价调控到价格干预，再到试探民众对通胀的承受力，舆论空间中充斥着政府部门用来试探民意的消息。

政府部门从这种“专家建议试探民意”中尝到了不少甜头。

首先，“放风的专家建议”能成为政府政策很好的铺垫，在提高了公众心理预期后，使政府政策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专家的建议往往比政府最终出台的规定严厉得多，舆论对专家建议进行一番口诛笔伐后，心理上实际已经无奈地“将建议当成了现实”。当政府出台的政策比专家的建议温和得多，阻力就会大为减少，民众就更容易接受。

北京治堵方案就是如此。专家的建议版是非常严厉和偏激的，又是限制外地人购车，又是限发牌照，还规定“先有车位再买车”，还有大幅提高停车费、单双号限行等等，这差不多是除“让汽车企业停止生产”外最严厉、最极端、最彻底的治堵方案了，自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弹。有了这个无比严厉的“专家建议初级版本”作了铺垫，公众对政府治堵方案的严厉性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可最终出台的方案远远没有那么严厉。方案低于公众预期，在大松一口气的同时，公众更容易支持此方案，重点路段高峰期实行单双号限行、择机出台拥堵费等“温和”举措，也不太会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对了。

政府在发布通胀数字上似乎用的也是这种策略。通胀很明显，在通胀发布前的一段时间，政府智囊团的专家们开始活跃地发布对通胀数据的各种观点，比如经济学家成思危就表示“CpI增至5%%并不可怕”，厉以宁、吴晓灵等人也在不同场合吹风说，基于中国的GDp增速，中国应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提高通胀的警戒线，他们的建议都在4.5%%以上。最终，政府公布的10月份CpI为创25个月新高的4.4%%。因为已经有专家吹风所说的4.5%%和5%%做了铺垫，这个数据并没有引发舆论多大的批评。据说，不少专家发言前，都会先探听政府口风，问政府想数字是多少，知道数字后，专家一般都会加一点儿，以衬托政府的高明。最终方案比专家说得低，人们就觉得政府很可爱了，方案很容易接受了。

除铺垫外，“专家建议放风”还有其他许多好处。比如，让政府部门可进可退，如果民意的反对声过大，政府就会考虑放弃某个政策，站出来称“那仅仅代表专家个人意见”或干脆说那是媒体造谣(大不了专家献一回身厚一回脸皮，撒个谎说自己根本没说那话，是媒体断章取义)。如果民众不是太反对，政府部门就会顺水推舟出台某个政策，摆出“虚心听取专家意见”的姿态。

让专家建议出来放风，这种公关策略对政府很有利——在专家建议的铺垫下，政府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可对公共利益不是什么好事。一来导致了舆论的混乱，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人们不知道哪个消息是真哪个消息是假，不知道是政府真的意图，还仅仅是放出的试探气球。二来营造了一种“让步”的幻觉，以严厉的政策试探，然后出台相对温和的政策，看上去似乎是政府让步了，其实不过是朝三暮四的智力游戏。

当然了，还有一大问题，就是不断降低专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当专家失去了独立判断，而成为政府用来试探民意的一个棋子，(文章来自活动策划公司、上海公关公司)，用来作为提高公众预期的铺垫时，专家还有什么可以被尊重的?(作者:曹林)